在官场中的很多男人，通过这种方式相互调侃，来释放心里对性的压抑和渴望，完成各自的意淫。因为，对公职人员来说，这方面的违法违纪成本毕竟太高。只为了片刻的欢娱，丢了乌纱帽，甚至丢了饭碗，的确是太得不偿失。

上午十点王旭要到经济发展局主持召开一个经济分析调度会议，所以才不再与于海东斗嘴。

王旭安排身边的秘书兼司机牛壮壮说：“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出发，中间绕个路到县食品加工厂看看情况，先不要通知其他人。”

县食品加工厂是多年的老国有企业，当年企业破产改制不彻底，一直停产闲置。近几年，全国上下，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便迫不及待地想拿下来，县委、县政府把拆迁任务交给了企业主管部门——经济发展局，要求限期完成土地熟化任务。

但企业停产后，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没能妥善解决，所以拆迁阻力非常大。

说起来可笑，县食品加工厂当年的改制工作，还是马平阳带领刘想、王旭等组成的改制小组负责具体实施的，不想，多年以后，这个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竟又落到了王旭和经济发展局的头上。

约十分钟的车程，到了食品加工厂大门口，见从警卫室走出两个人，50岁左右的模样，但穿着气质不像门卫保安。两人见到王旭，竟急忙迎上来：“王县长，您来视察工作啊。”

王旭看眼前两人面熟，再端详才认出来，原来是于海东和柳青两口子原来的同事。那一年，自己去于海东家，于海东便是请了两人做陪，说王旭是主管部门的领导，自然要请厂里有头有脸的领导陪着，当时两人一个是厂办副主任秦伟，一个是销售科副科长姓吕刚。多年来，两人一直没有走出食品加工厂，现在是企业留守负责人，负责看门看家，配合主管部门处理厂里的遗留事务。

王旭请两人带路，进到厂区。厂区已是杂草丛生，一片凄凉景象。作为老国有企业，当年的功能区设置是比较齐全的，整个厂区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区，有配套的单位食堂和医务室，还有单独一个小院，是厂职工幼儿园。生活区还有几处四合院，和没有院墙的两排平房，是职工集体宿舍，门口一侧自行搭建的低矮小伙房，让王旭想起了自己在经济发展局的大杂院。

上次来这家企业，还是跟随马平阳指导推进企业改制工作。今天，此情此景，恍如隔世。

听两位留守人员介绍，当初企业改制，主要是为破产甩掉银行债务包袱，所以改制不彻底。企业停产多年，职工都自谋出路去了，社保已欠交十几年。到龄职工无法办理退休手续，自己补交又补不起。现在企业要拆迁，搞房产开发，我们不反对，但拆迁之前，必须把厂里欠我们的社会保险补上，还有我们留守人员的工资。局里让我们留守负责人给职工做思想工作，称拆迁完成后，开发商补偿款到位，职工的社保问题马上解决，但前提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阻挠企业拆迁，影响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在这一点上，职工和厂里、局里有分歧，所以生活区的住户不签搬迁协议，职工集体阻止企业拆迁。

王旭又询问生活区房子的居住情况，秦伟说，这些都是陈年老屋了，只剩下三五个长期住户，都是年龄大的老职工，子女结婚后出去买了新楼房，自己没钱再换房，没办法只能住在自己的老窝里。其他的房子都空置好多年了，别看平时没有人住，可一听到拆迁的风声，房主便纷纷从四面八方冒出来。

秦伟接着说：“生活区的几个独门院落都是分配给当年厂领导班子成员和离休老干部的，其中，就有老厂长、离休干部刘前进，也就是刘想副局长的父亲；还有经济发展局老局长林中和。人家当了大领导后，早就搬出去，上了楼。一开始，房子还出租了一段时间，后来人家嫌麻烦，再说也不差那个钱，房子就一直闲置下来。”

“生活区拆迁的主要障碍是什么?”王旭想问个究竟。

秦伟不想回答，便支支吾吾地说：“其实大家都很配合的，只是有消息灵通个别住户，早早地请施工队在院内加盖了简易附属房，甚至把整个院子都罩起来了，希望能够多得些补偿款。但按照县里的相关规定，这些不在房产证上的面积是不予补偿的。”

“主要集中在哪几户？”

秦伟看四周没有其他人，便凑到王旭跟前，小声地说：“主要还是老刘厂长家，现在老刘厂长去世了，他儿子刘副局长坚持要求依房屋现状进行补偿，前天，还批评我俩胳膊肘往外拐，不给拆迁户争取利益呢。可是对新加盖的违章建筑，县拆迁办是坚决不予承认的，我们有什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