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三个指标分给了两位资深教授和一个有企业合作基础的团队。张启明走出会议室时，天已经黑了，冷风一吹，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后背全湿了。回到家，妻子见他脸色不好，没敢问，只是把温好的饭端到他面前。他扒了两口饭，突然想起自己这个月的绩效，因为上个月有个横向项目的经费没到账，科研工作量差了5分，绩效被扣了1200块，而房贷每个月要还4800，孩子的奶粉钱还要2000。“再熬熬，等国青基结果出来就好了。”他安慰自己，可心里却没底。

就在张启明为项目申报熬夜时，我也刚从省科技厅高新处回来。晚上八点多，我坐在办公室里，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桌上摊着一叠申报指标表。作为科技处项目管理科的科长，我的“战场”不在教研室，而在政府部门、企业和学校之间的“桥梁”上。每年年初，我就要开始“跑资源”——去科技部、科技厅、工信厅、市科技局等部门打听申报信息，争取更多的指标；申报季时，要陪老师去企业“站台”，帮他们对接需求；还要组织校内pk预审会，筛选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

“陈科长，明年‘人工智能专项’的指标能多给我们学校一个不？”下午在省科技厅，我跟高新处的王处长磨了半天。王处长笑着说：“你们学校今年的中标率已经很高了，再要指标，其他学校该有意见了。”我赶紧递上一份材料：“您看，我们学校今年新建了人工智能实验室，引进了三位长江学者，还有五个团队在做相关研究，实力比去年强多了，多给一个指标，说不定能多出一个国家级项目呢。”王处长翻了翻材料，没立刻答应：“我再看看，下周给你答复。”

从科技厅出来，我又去了一家汽车制造企业，机械学院的陈教授有个“汽车零部件智能检测”项目，想和这家企业合作申报横向项目。陈教授技术过硬，但不擅长和企业打交道，上次谈的时候，企业负责人觉得项目周期太长，不太愿意合作。这次我提前做了功课，了解到企业最近在赶生产线升级，急需检测技术支持，于是我帮陈教授调整了项目方案，把周期从18个月缩短到12个月，还承诺学校可派研究生驻厂服务。

“我们要的是能立刻用的技术，不是实验室里的成果。”企业负责人直言。我笑着说：“陈教授的团队已经做了三次小试，检测准确率能达到98%，驻厂后还能根据生产线情况调整算法，保证三个月内就能试运行。”我边说边拿出调试报告，又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账：“用上这个检测系统，每条生产线每年能减少50万的废品损失，两年就能收回成本。”负责人被说动了，当场拍板：“行，我们先签个意向协议，下周再细谈。”

回到学校时，已经快七点了。我还没来得及吃晚饭，就接到了程处长的电话：“明天上午九点开‘省重点研发计划’校内预审会，你安排一下，评委要选懂技术又懂政策的，别出岔子。”挂了电话，我赶紧给几位评委发消息确认时间，又把12份申报材料整理好，每份材料上都贴了便签，标注出项目的创新点、风险点和建议。

第二天的预审会开得很激烈。有个“新能源电池回收”项目，评委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觉得项目创新度高，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另一派觉得技术不成熟，回收效率不如现有技术。“现在的回收技术只能提取50%的锂，我们的技术能提到80%，这就是创新！”项目负责人急得站起来反驳。“可你们的中试数据只有三组，样本量太小，说服力不够。”一位评委毫不退让。我赶紧打圆场：“要不这样，让团队补充中试数据，下周再复评，大家看怎么样？”两边都点了点头，这场“争论”才算平息。

预审会结束后，我留下了几个落选的老师。“这次没选上别灰心，”我拍着一位年轻老师的肩膀，“你的项目方向很好，就是申报书里的应用前景写得太笼统了，下次可以多找几家企业聊聊，把市场需求写具体点。”年轻老师红着眼眶说：“鹿科长，我今年的科研工作量还差30分，要是没项目，绩效就全没了。”我叹了一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企业名单：“这几家企业最近有技术需求，你可以联系看看，说不定能谈个横向项目。”

科研处的工作就像“走钢丝”，一边要满足政府部门的要求，一边要帮老师争取资源，还要完成学校的任务指标。每年年初，学校都会给科研处定目标：今年纵向项目立项数要增长15%，横向项目经费要突破8000万，成果转化要完成50项以上。完成了有奖励，没完成就要扣科室绩效，还要在全处大会上做检讨。“就像一条鞭子，天天抽着你往前跑。”我常跟同事这样说。

去年，因为“人工智能专项”的指标没争取到，学校的纵向项目立项数只增长了10%，没达到目标。年底评绩效时，科室每个人的奖金都扣了20%，办公室里的氛围压抑了好几天。那段时间，我天天往省科技厅跑，甚至等过王处长下班，在停车场跟他聊了半个多小时。“今年总算把指标争回来了，不然又要挨批。”我笑着说，眼里却有掩不住的疲惫。

3月的一天，国青基立项结果公布了。张启明早上七点就醒了，手拿着手机，一遍又一遍地刷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官网。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里时，他愣了几秒，然后突然跳了起来，大喊：“中了！我中了！”妻子被他吓了一跳，孩子揉着眼睛问：“爸爸，什么中了？”张启明抱起孩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爸爸的项目中了，以后能多陪你玩了。”

他第一时间给李教授发了消息：“李老师，谢谢您，我的国青基中了！”又给我发了条短信：“鹿鸣科长，麻烦您帮忙走一下立项流程，辛苦您了。”没过多久，我回复：“恭喜！流程我已经安排了，下周就能签合同。”

那天下午，张启明去科研处送材料，正好碰到我。我笑着说：“听说你中了国青基，不错啊，以后继续加油。”张启明不好意思地说：“多亏了您上次帮我对接的企业，让我补充了研究基础。”我摆了摆手：“都是应该的，你们老师能拿到项目，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

走出科研处办公楼，张启明抬头看了看天，阳光正好，春风吹在脸上暖暖的。他想起自己改了12遍的申报书，想起pk时的紧张，想起那些熬夜的夜晚，突然觉得一切都值了。而在科研处的办公室里，我正对着“省重点研发计划”的立项名单微笑，经过复评补充数据的那个“新能源电池回收”项目，也中了。桌上的咖啡冒着热气，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热闹。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枪林弹雨，却有无数个为了梦想和责任奋斗的身影。老师为了职称晋级、实现科研理想而拼搏，管理人员为了争取资源、推动学校发展而奔波。他们或许有压力、有焦虑、有挫折，但当项目立项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成就感。而这条“绩效鞭子”，看似无情，却推着学校的科研一步一步向前走，也推着每一个参与者在成长的路上不断前行。就像张启明在日记里写的：“这场战争，我们不是为了打败谁，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为了给学生、给学校、给社会多做点事。”', '')